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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徐而谈

小学语文教学研究。文学评论与阅读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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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徐如松 1986年参加工作,任校长15年,现任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副主任。中学高级教师,市名师,省优秀教师,省名师培养人选,省中小学“高级访问学者”,“浙派名师”培养人选。2次获市“书香家庭”,2次获市“年度读者”,2015年获浙江教育报“书香人物”,在《中国教育报》《语文教学通讯》《教学月刊》等发表教学论文、散文、小说评论200多篇,是《小学语文教学》《教师博览》杂志签约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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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囱(散文)  

2012-08-06 21:01:36|  分类: 闲暇生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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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  囱

嘉兴市秀洲区高照小学   徐如松

小时候,我对烟囱充满了好奇,一直不明白灶膛里的烟火怎么会自个儿往烟囱里争先恐后地窜。

我家一日三餐烧饭的灶头,和村子里其他农家一样,都是两眼灶,内外还各有一个“汤罐”。烧的柴火也和大家一样,如果只是做饭烧粥,就烧稻草;如果遇到过年过节烧鱼烧肉,就烧些桑条柴,或者硬柴。每年冬天,我喜欢和妹妹争抢着捂在妈妈的怀里,既可以帮着妈妈添柴火,也可以借此取暖。有时候,妈妈为了节约一点柴火,就用断了半个嘴的紫砂壶作为煨锅,将浸胖的黄豆装进去,再用个旧碗盖住,捂到刚烧好饭的烫毛灰里。第二天一早取出来,毛灰早已经冷却,可紫砂壶里的黄豆却酥酥的,还散着余热。如果难得加入几块猪脚爪,那香味就使人垂涎三尺。

我小时候,腊月二十以后,确实很有些年味了。不说爸爸妈妈要请来裁缝师傅为孩子量体裁新衣新裤,家家户户还都要杀年猪,杀鸡。最少不了的是杀年鱼,如果是鲤鱼的话,那是为过年祭祀准备的,所以最好连鲤鱼的胡须也不要折断;如果是青鱼,往往是杀好之后敷上盐,腌制两三天之后,再用稻草包扎好,像一把气枪似的挂在屋檐底下的凉衣裳钩子上,既可以风干,也免得被猫偷吃。这大概与眼下年底边盛行青鱼干礼品盒很有些渊源。

最难忘的要数捅烟囱了。那时候我奶奶还在世,身子也硬朗。年底的时候,奶奶就盼望捅烟囱师傅快点来。我问奶奶:“为什么要捅烟囱呀?”奶奶说:“捅了烟囱,烧饭就快一些,柴火也省得多,也就是给灶神爷透透气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于是也就盼望捅烟囱师傅能够早些来。

据说,这些捅烟囱师傅都来自上八府的绍兴。他们说起话来十分硬朗,“牧童、牧童”的,差点把我们这些小孩吓着了,后来接触多了,我们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很亲切友善的。我们本地人都觉得自己的话最动听,像都德《最后一课》中所说的,“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”一样。有一年夏夜,我躺在稻场上的蚕匾里乘凉,奶奶告诉我,苏州人吵架也比不上绍兴人说话,一点也发不起脾气来。直到现在,我还一直记着奶奶的这个“裁判”,而且非常认同。

临近年关,捅烟囱师傅固然来了。他们带着乌黑的毡帽,就像鲁迅先生作品中描述过的一样。他们的脸本来就是黑黝黝的,因为粘上了几痕烟灰,就显得比煤矿工人还要“麻花脸”。他们一手拿着细竹做成的掸子,一手拿着一条破草席,嘴里有节奏地喊:“捅——烟囱喽!捅——烟囱喽!”

因为我家住在村口,也算近水楼台先得月吧,一听到捅烟囱师傅的吆喝,我就老远迎上去应答:“我家要捅烟囱,先到我家捅烟囱吧。”

捅烟囱师傅来到灶边,奶奶早已经把灶门前的柴火收拾干净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经济的意识,最多是“等价交换”。就拿鸡毛换草纸来说,干这档子营生的大都也是上八府的诸暨义乌人,他们挑着货郎担,走乡窜户,收购鸡毛鸭毛鹅毛,交给顾客的就是几张蹲茅坑用的草纸。拿今天的话说,他们掌握了顾客心理学,先说这只鸡不大毛不多,最多换二十张草纸,然后应主家的恳请,再追加三五张,感动得主家忙不迭地点头称谢。捅烟囱师傅的这门手艺活也是“等价交换”,只不过是以他们的劳动换取主家的“烟囱灰”。奶奶站在一边心急火燎,一边盼着师傅能够把烟囱捅得干净一些,一边又生怕师傅把烟囱给捅坏了。要是漏了烟,那就等于触怒了灶家菩萨。要知道,灶头在乡下人心目中是很神圣的,灶山上都供着灶家菩萨,一般两三年才新作一次,有些家境不好一点的,五年十年也新作不起来。这可以从灶门的磨损程度判断出来,要是铁丝早已磨断,方砖也磨出了深深的凹槽,这个灶头肯定有些年份了。也可以从灶门上面的落款看出来,一般作灶师傅除了在灶山上画画外,灶门上面一定会写上“一九几几年几月作”这几个字。我读小学的时候,还算写得一手好字,所以每每看人家新作灶头,师傅都请我写“一九几几年几月作”这几个字,写了几次之后,在村子里竟然也小有名声了。

捅烟囱师傅的动作十分麻利,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任务,但往往是干得越快越要使劲。师傅的脸上冒出了汗,他习惯性地用手一抹,“麻花脸”就变成“大花猫”了。师傅捅完烟囱以后,奶奶马上开始了验收。所谓验收,就是马上点火烧柴,检验一下是否因为这次捅烟囱而使灶头漏烟了。奶奶添几把柴火,转到灶前看看,再添几把柴火,跑到屋外望望,直到满意为止。

那个时候,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,就是捅烟囱师傅辛辛苦苦干活不要钱,要这些烟灰有什么用。听奶奶说,是给马作饲料。我将信将疑,难道英俊的战马难道要吃这些黑咕隆咚的烟灰不成?我鼓起勇气问捅烟囱师傅,但他们只是呵呵呵地笑,使我更加不置可否。

在乡下,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风俗:姐姐出嫁,做弟弟的要到姐夫家“吊烟囱”。我至今不知道“吊烟囱”三字的写法,估计“吊”字有误,总不能把姐夫家的烟囱给“吊”倒了吧。

一九八二年冬天,我二姐出嫁了。按照风俗,父母要我到二姐夫家里“吊烟囱”。所谓吊烟囱,其实是件名利双收的事,就是在大人的庇护下,你只要提着事先准备好的糕饼到姐夫家即可。一到姐夫家,就有人接应,你就成了座上宾,像长辈一样朝南坐在八仙桌上。桌上摆着“八碗”,有糖果、花生、芝麻糖、金鱼糕……姐夫家的相帮热情地给你端上糖蛋。你只要在结束仪式站起之前吃一口,再在碗底下放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更加轻松了,无论你在姐姐的新房里坐着,还是看看黑白电视,都是随便的,再也没事其他事情了。

最激动的要数与姐夫家人告别的时候。姐夫的父母一定要塞给我红包,而且还鼓鼓的,每包至少有十块钱。这个仪式是很有讲究的,父母事先叮嘱过我,客人给红包的时候,一定要先推辞一下,然后再欣然接受。走一段路之后,一定要把红包藏好,千万不要在回家的路上给弄丢了。这虽然不能算是“收礼”,但我从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,这个“套路”与贪官受贿也是大同小异的。看来在生活中,适当的虚荣也并非一无是处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在早就到了“双独”子女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像我小时候这样的“吊烟囱”看来是要绝迹了,这似乎有些惋惜。在我看来,作为一项民俗民风,“吊烟囱”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,总觉得“吊烟囱”一方面是女儿父母向女婿家展示娘家实力的一个载体,娘家的儿子好好的,所以女儿才肯嫁出去;另一方面,“吊烟囱”也叫“捅烟囱”,让弟弟到姐姐家“捅烟囱”,可以给姐姐家“捅”出个万事顺利来。

我刚读小学的时候,我们整个乡范围内没有高高的烟囱。除了家家户户烧饭的灶头烟囱之外,最高大的烟囱就数集镇上肉店里杀猪烧水的老虎灶烟囱了。现在回忆起来,这个烟囱其实也不算高,最多六七米高,白石灰粉刷,远望像个大雁塔似的。

大约到了我读高小的时候,我们乡里建起了第一座“轮窑”,标准说法应该叫“砖瓦厂”。这座轮窑离我家较远,至少有五六里地。轮窑与土窑的明显区别在于有一个巨大的烟囱,高达五六十米,都是用橘黄色的九五砖砌成。据说最上面的出烟口直径也有蚕匾大小,地面的直径更不用说,比一间屋子还大。

新建轮窑那会儿,每天走在放学路上,我远望轮窑烟囱一日比一日“长高”,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,似乎轮窑的烟囱建成了,我们家也能建成新房了一样。事实也是这样,有一日饭桌上,爸爸就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说:“你们读书都要用功。等轮窑造好了,我们去买新砖头,造新房子给你们住。”看来,我的感动也并非莫名,完全来自于父亲的激励。

轮窑终于“点火”了。轮窑烟囱里冒出来的烟,和土窑或者自家灶头冒出来的烟完全两样,一点也不黑,反而像蒸汽一样的白,与电影里火车龙头冒出的烟一模一样。这些白烟随风飘散,直到与白云融为一体为止。那个时候,我根本不知道轮窑烧的是无烟煤,或者是焦炭,不知道这白烟同样具有污染作用。我甚至想,只要这样的烟囱渐渐多起来,我的哥哥姐姐就能到厂里上班,我们家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

后来,这样的烟囱确实越来越多了。最多的时候,我们乡里有十个之多,单轮窑就有四座,而且最大的一座轮窑有着两个烟囱。现在,这些烟囱当然都已经炸掉了,一个都不剩了。

我小时候常常傻想,烟囱算不算大地的鼻孔?现在的农村与城市一样,家家户户早已用上了煤气灶,农家土灶已被冷落在了一边,不再冒烟。如今的乡村,大烟囱似乎看不到了,捅烟囱师傅的喊声也听不到了,只有“吊烟囱”的习俗估计还会延续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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